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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8] 这是从生生之道或生生之理上说心。

进而言之，人的好恶等情感，本身便具有这样的分辨能力，就如同好好色，恶恶臭一样，这是人人之所同者。当孟子从孺子入井发现人有恻隐之心这一事实时，他不仅发现了人的生命的本能和原始性的一面，而且发现了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和生命的内在目的，这正是人类伟大情感的最初萌动。

问题在于，这四种情感具有道德意义吗？还是没有道德意义？这都需要作出论证。四、诚信之情 诚信之情是人类很重要也很持久的一种道德品质，在人类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里还包含着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区分开来的意思，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正面肯定的说法，同儒家中的某些人将这类诗视为男女淫奔之作，并以此惩戒后人的说法，完全不同。由此亦可看出，人是天人合一意义上的情感主体同时也是道德主体，却不是天人相分意义上的认识主体。

所谓天生的实际是说，这些都是随着人类的长期进化而形成的，因而是人类生命所固有的，尽管只是一些端倪。虑积焉，能习焉而后成，谓之伪。如果说，孔子将礼文化建立在仁学即人学的基础之上，那么，孟子进而将其建立在人的内在情感的基础之上。

孔子说，言必信，行必果[16]，这是成为一个士的条件之一。认真说来，儒家并没有进行过情感分析，但这并不排除在其论述中运用了某些分析方法，比如在具体场合下，对不同情感有不同定位和解释。能够起到压制作用的是社会意识，这是社会公认的理性意识，而被压抑的则是纯粹的个人意识。孟子说：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适。

儒家虽然很重视人类的情感生活，特别是道德情感，并且总是与人的道德理性生活联系起来思考问题，但是在涉及七情这样的情感究竟与道德有何关系的问题时，却不敢断然下结论，或者是笼而统之地赋予七情以道德意义，或者避而不谈，绕开这个问题。[39]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七。

其实际意义就是，不能将人类情感统统都归结为道德情感，在人类情感中，有道德情感如四端之情，也有非道德的情感如七情之类。他著有《论友》一文，特别赞扬朋友之交，认为朋友之交才真正合于天地之交。总之，能做到好者喜之，丑者怒之，这就是中和原则的运用。有人将儒家文化归结为乐感文化，缺乏悲剧意识，大概就是指此而言的，这是不无道理的，但又是简单化的。

因为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实质上是一个德性的问题，不是规范的问题。孟子引用过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[4]的话以形容舜之喜忧，但朱子作《舜典象刑说》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。三、喜怒哀乐之情 喜怒哀乐之情是《中庸》首先提出并进行过论述的四种情感，与此同时还提出未发已发与中和的问题，成为宋明儒家讨论的重要课题，而且被复杂化了。因此，在中国的儒家哲学中，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的认知学说。

[24] 耳目等等之欲，是指人的生理欲望，但荀子认为，这是人情之所不免者。这样，儒家文化既是礼文化，也是情文化，这种情–礼结构的文化形态，就从哲学上被确定下来了。

孟子的重要贡献，就在于将孔子提出的仁、义、礼、智这些道德范畴统统归结为情感问题，以情感为其内在的心理基础。《礼运》将恐惧列入七情，视为人情的基本内容之一，这说明恐惧感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之一。

可见他是将情、欲联系在一起说的。但他们提出情欲这个问题，对后来的儒学产生了很大影响，被看作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七情中的惧，是不是有宗教层面的含义？如果从荀子的观点来看，当然没有。喜怒哀乐本来是一种自然情感，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重要意义，成为代表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述，并且与中庸这种德性有密切关系。喜怒哀惧爱恶欲从何而发乎？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，缘境而出焉尔。比如喜悦及其相反的情感，有时是喜忧并谈，有时是喜怒并谈，有时是从一般人的角度去谈，有时是从圣人（或统治者）的角度去谈。

但从儒学的本来宗旨而言，后者才是它的根本目的，只有不断培养德性、提高境界，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，这是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应当追求的。当然，儒学的宗教精神还表现在其他方面，但是就其实践精神及其神圣庄严性而言，则莫过于敬了。

二、四端之情 四端之情是儒家关于道德情感的核心内容，也是儒学的主要话题。儒家不仅认为恻隐、不忍之心是人人具有的，而且是有理性精神的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。

李退溪则认为，心虽然是理气之合，而且理与气是一本相须的，但又不是混而不分，而是有别的。前面几章，我们讨论了儒家关于情感的一般学说，着重讨论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。

这也是一种天赋能力，而与情感态度、情感评价有直接联系。这是一个假设句，不是说为政者只有去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，正好相反，只有足食足兵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。后儒中倒是朱熹承认，《诗经》是描写男女爱情的，他在谈到《诗经》中的国风时说：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上面所引子贡与孔子关于信的一段对话，实际上既是孔子对子贡的教导，也是子贡赞赏并接受孔子学说的表现。

孔子是从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方面说的。但是，四端之情作为人类道德情感的重要内容，在孟子看来，是有普遍意义的。

孔子说，民无信不立[13]。但另一方面，朱子并不主张七情与四端相配。

这种分析不是对潜意识、无意识的揭示，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人的原始本能的发现，不过所发现的是人的另一面。自然界的根本法则就是交，天地交而万物生，不交则不生。

[30] 荀子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，指出人们对自然界各种怪异现象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，各种怪异现象之出现，纯属自然界的变化，与人事没有关系。其主要影响倒不在于三品之划分，而在于将七情与道德人性联系起来。就后者而言，它确实是道德的，而不是纯粹生物性的，这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大异其趣的。当人们谈论仁义礼智这样的道德理性时，或许有一种道德说教或道德教条的感觉，但是，当人们谈到恻隐之心、不忍人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等等时，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，而且能够体验到这些情感是亲切的、贴近生活的，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是时常发生的，或者时常能够遇到的，也就是说，这种情感是人所具有的。

应当说，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心灵哲学。这场辩论虽然不是发生在中国，而是发生在李朝时期的朝鲜，但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超出儒学范围之外。

这是儒家对恐惧之情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解释，与敬畏之情有关系（详见第十四章）。当然，朱熹也是要辨邪、正之分的。

人如果从自然之中出发去对待万物，就是实现了自然理性原则，就能为天下立大本，其行为就是无往而不通之达道。中和原则表现出儒家追求和谐统一的温情，缺乏西方人所说的激情与冲突，由此亦可说明中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不同特点。